文/*东速
*东速，江油作家协会成员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听从内心的召唤，在文字的花园里朝花夕拾，煮字疗饥，自娱自乐，把写诗作文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，随性随情而写，在文字的风景里忘掉尘嚣，忘掉时间，有诗文散见于报纸、刊物。
六十年代，出于备战隐蔽的需要，很多工厂被冠以阿拉伯数字，这些毫无意义的数字具有隐秘的指向——指向某个地域，某个单位，某种人的身份，甚至某种精神和魂魄。无法统计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有多少这些数字代号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凡是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的地方一定被这些代号遮蔽着，它就像一种刺青，成为很多地方、很多人难以褪去的色彩。如今，时过境迁，但有些数字至今都没有冷却，仍然保持着那个时代的体温。比如，谈到某个人，人们常常用数字代替地名，说：他是XXX的。
江油虽然是个小小的县城，但在当时也麋集着众多的工厂，比如、、、、等厂矿。就是长城钢厂，是国防*工配套企业，也是江油最大的工业企业。
有四个分厂，按当时战备要求，四个分厂分散在中坝、厚坝、含增、武都。一分厂在中坝，从西向北，依次是车间、车间、车间，南邻车间的是车间。
年，我进厂后，被分配到一分厂车间当电工。那时，还没有什么金领、白领，工厂里的电工是很多人向往和羡慕的工作。一方面电工轻松，不累，吊儿郎当当电工，就是说电工好耍、自在。另一方面，电工有技术，在那个体力劳动作为主要工作形式的年代，人们自然对颇有技术含量的电工格外地高看一眼。还有，那是一个匮乏、单纯、相对公允、没有什么可攀比的时代，技术就成为了人们比较向往的，不似现在，比房，比车，比学历，比权力，比财富。电工分为八级，每一级享受不同的工资待遇，我刚进厂当电工时，拿着36元的最低级别工资。如果一个人是八级电工，人们就会投来钦佩的目光，就像现在人们投向老板、老总的目光。
当时干电工，要签订正式的师徒合同。我的师傅姓张，是支内的江西老表，人称张老表。张老表中等个子，当过兵，七级电工，很早就离了婚，独自抚养一个儿子。由于文化低，他的电工技术全靠经验的积累。跟了他几年，除了绕电机线圈，真不觉得他有技术。师傅如此，我这个徒弟的电工技术自然也好不到哪去。同行相轻，张老表经常背地里揶揄别人，常常用手掩着宽厚的嘴巴，凑近我的耳朵悄悄说，某某连个电机线圈都绕不来。
按理，一个单身男人多少都有些邋遢，但张老表和邋遢一点都不沾边。他平时穿得整齐而挺括，常常戴顶蓝色的鸭舌帽，穿着一件笔挺的四个口袋的蓝色呢子中山服，黑色皮鞋擦得一尘不染，如果不是站在工具箱旁，你还以为他是一名基层干部或是机关人员。我去过一次他家，屋里窗明几净、整洁有序，用红漆漆过的地面能照出人影来，一点看不出是一个单身男人的蜗居。
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——穿着一身干部服装，靠着齐腰的工具箱，手里捧着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白色铁瓷杯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旁人瞎侃，无话可说的时候，他就用睥睨的眼光扫荡周遭的一切。电器出现问题时，他总是很认真地换上工作服、工作鞋，戴上袖套，从工具箱里取出工具，迈着拯救世界的骄傲步伐，走向车间的某个角落。张老表性格急躁，有点认死理，常常和人争执，一争起来就发急，急促、颤抖的话就像抹上了生气的猪肝色。后来，他儿子也进了车间，子承父业，当了一名电工，有一段时间还和我在一个小组。很快，他儿子就离开了车间，去做钢材生意了。张老表离婚后交过几个女朋友，但最终都没有走到一起，我想，很大一部分是性格原因。
张老表刚退休不久，就因病去世了。他走得无声无息，就像大地上枯死的小草。很少有人提及他的死，我也是在他离世之后的某一日，听说他已离开了人世。他的身影曾经反复走进过我的青春，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是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上还有他的目光、呼吸、话语，容貌和神情。
我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主电室上班。主电室是车间的心脏，大约有一个半篮球场大，变压器、高压开关、配电盘、接触器、可控硅、电缆等电器设备如蜘蛛网一样密集，把我密密匝匝地罩住。最醒目的是两台像碉堡一样卧着的电机，它们就像两个大力士，能在瞬间把巨大的轧机快速旋转起来。当走过电机旁时，你会感觉到地面的震颤，感觉到一阵风力拽着你。它发出的巨大轰鸣声，湮没了整个主电室。
如果第一次进主电室，你会双手捂住耳朵；如果你要让人听清你的讲话，就要费力地提高声调。后来，很多人说我说话声音大，我想，这一定是当年轧机的轰鸣声给我烙下的一道伤疤。主电室靠南的一边是三间休息室，分别属于甲班、乙班、丙班，室内放着各自的工具箱。当轧机正常运转时，我就呆在主电室的控制室里（这里的噪声相对较小），有时盯着那些摇摆的仪表指针和闪烁的红绿灯发呆，有时和同事说话聊天，有时拿着一本小说看，或者在记录本的反面胡乱地写着字。
当开停机的铃声响起时，我就按一下操作台的绿色或红色的按钮。当事故铃声响起时，我就背上工具，走出主电室的小门，处理事故。八年里，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呆在主电室，每一天都是那么的雷同、相似，就像那轰鸣的轧机声，永远都震耳欲聋，就像控制室那扇老旧的吊扇，永远都悬在我的头顶。有时，我会恍惚觉得这两千多个日子（除掉休息日）如同是同一个日子，以致于让我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和流逝后的伤愁。
离开之后，我很惊讶自己有如此好的耐性——竟然能在这个枯燥、单调、局促的地方呆这么长的时间。回眸那段岁月，就像眺望远方不真实的疑云，心生南柯之感。八年，可以是一个人的整个青春期，可以蕴成半个沧海桑田，可以完成或接近人生的一个目标，也可以是一个人的一段命运。我不知道，这八年有多少电磁波穿过我年轻而空荡的身体，又有多少度电储藏进了体内，成为我的前胸后背。八年，我浪掷了大部分时光，有时我会扼腕痛惜，有时也会安慰自己——青春就是拿来挥霍和浪费的。从后来看，我唯一做了一件相对有意义的事情——参加了全国自考，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。
车间东边，和厂房隔着一条马路有一排平房，灰砖黑瓦，东、南、北三厢房屋围成了一个篮球场大的院坝。以前可能是民居，现在作为车间办公室，设备科、生产科、人事科、工会、共青团等组织就依次坐排在这些平房内。记得那时的干部和工人在薪酬待遇和福利上基本没有差别，甚至干部还比工人低。由于工人是体力活，每月的粮食定量还略高于干部。一些工人由于不愿改变工人身份，还主动放弃了升迁干部的机会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干部和工人的差距渐渐拉大了，待遇楼、厂长房出现了，工资系数出现了，干部津贴出现了，年薪出现了，领导配小车出现了，当然，干部和工人的隔阂和鸿沟也出现了。如今，企业干部的薪酬一般是工人的数倍，还享受着各种优裕的福利，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拿年薪，一年挣着工人一辈子的工资。
一分厂实行封闭式管理，为了方便职工进出和物资运输开了七道厂门，按顺序，车间南边的厂门就叫“六号门”。厂门由铁管焊接而成，设有门卫。走出六号门，你就走出了厂区，仿佛那些钢铁都退到了离你很远的地方。大门外，有几家苍蝇馆子和小店，往前走，就是一片片或大或小的庄稼地，再往前走，就是车间的职工宿舍——王家大院。
六号门是个热闹的地方。对工人来说，出了厂门，就意味着不受厂纪厂规的约束，不承担岗位责任，轻松，惬意，自由得像出了笼的鸟。工间休息时，大多数工人都会遛达到六号门外，一方面消遣时间——买包烟抽着，买袋零食瞌着，或是坐在小店前千疮百孔的凳子上，瞎吹神侃，或是倚靠在小店的窗台前，和颇有姿色的女老板开几句半荤半素的玩笑，或是盯着小店里永远飘着雪花的黑白电视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可以在那些卑微的农民和庄稼面前，炫耀工人老大哥光环。
我第一次看世界杯足球赛就是在六号门外看的。记得比赛期间，恰好我上夜班，半夜我遛到六号门外，倚靠在店窗前，在微弱得发*的电灯下和青色的蛙鸣中，盯着眼前的黑白电视和电视里遥远的欧洲。
六号门外的那些农民和店老板与工人熟稔得可以拍肩笑骂，相互之间还互通有无——一些工人捎些铁丝、螺丝、手套、胶布给农民，而农民则将一些蔬菜、肉禽半卖半送给工人老大哥。阶级的鸿沟在六号门外只剩下工作服发出的淡淡油腻味道。
六号门外，有一家规模稍大的货店，由半工半农的一家经营。老板姓周，车间的一名焊工，后来他儿子顶替进厂，也当了一名焊工。老婆是当地一农民。夫妻有一个女儿，长得漂亮、甜美，正是豆蔻年华，常常独自一人守着小店。很多未婚男青工对周老板的女儿垂涎不已，常常以买东西为名，主动搭讪，明里暗里说媒的也不少。当时的正是火红的时候，职工收入大大高于当地平均水平，又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，很多周边的未婚女子朝思暮想地想嫁到，就像当时流传的一句话——“嫁人要嫁长钢郎”。
按理，工人老大哥娶个农村妹子也还是有优势的，说不上高攀，我也以为她早晚会成为那些觊觎者的猎物。没想到的是，她最后另择枝头，嫁了一个农村的包工头。
由于食堂饭菜单一，很多工人就到六号门外改善伙食，吃饭就如同赶集一样热闹。那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的天气，没有雾霾的天空清朗、干净，就像那个年代纯善的人心。中午，很多工人带着钢铁的味道和温度，端着饭盒或铁瓷碗来到六号门外。他们两三个人一伙，先是东盯西瞧，四处晃荡，最后晃进一家昏浊的馆子，在一张矮小的木桌旁坐下，用桌上简单而油腻的食物填满他们劳累的肠胃和饥饿的一生。
我经常端着长方形的铝合金饭盒，到食堂打四两米饭和一个素菜，然后来到六号门外。在“赵卤肉”切二两猪头肉，然后靠着小店的墙，或是坐在靠墙的凳子上，一边和工友说话，一边咽下白得喷香的米饭和能让岁月淌出油腻的卤肉。那时，我很沉溺这样的一顿饭，它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的饕餮美味就是四两白米饭和二两猪头肉。直到现在，我走过卤肉摊时，常常会想起六号门外的“赵卤肉”，以及那个摊主像卤肉一样泛着油光的笑脸。
在周家小店的屋檐下有一打锅盔的——一只废弃的汽油桶，桶内用泥灰砌了一个炉子，桶口放着一张油亮的黑锅。嘴馋时，我买一锅盔，将在“赵卤肉”买的一两猪头肉塞进锅盔，再放到炉子里炙烤，一会儿取出，本来白净的锅盔被油沁得*亮，烤出的面粉香和猪头肉的油香搅和成那个年代的美味，在中午淡泊的空气中和我的舌尖上千回百转。
大门左边，靠着厂区围墙搭了几间小屋，小屋低矮得进门都要低头。这是一家肥肠店，靠墙放着几张泛着油光的小木桌和只有巴掌宽的长条木凳，最右边是用红砖砌成的一个灶台，灶台上支着一口黑锅。这是典型的苍蝇馆子，连店名招牌都没有，它的样貌甚至让人想起猥琐二字。店老板是的一名工人，个子矮小，就像小店一样矮小。
记得当时江油还未流行吃肥肠，如果追溯江油肥肠的历史，这家小店也算是名不见经传的创始者之一。小店生意好得出奇，供不应求，每天开张不久肥肠就告罄了，来迟的职工便拍着老板的肚子，笑骂：“你娃还有一截肥肠，拿来整起。”后来某一天，肥肠店不知为什么关了，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会在某一天拐向另一个方向。
晚饭时，长白班的机关人员下班了，很多上中班的工人就出来喝酒了。他们疲惫的身体淌出被红钢炙烤后的余温，被油汗、渣灰涂抹的脸庞映照出他们劳动的影子……这群从钢铁里走出来的人，坐在昏暗的馆子里，就着泛着油光的花生米和猪头肉，一杯又一杯地饮尽烈酒和像烈酒一样浓烈而苦涩的生活。下肚的酒精融进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，所有的疲劳和苦累都被酒精灼烧成看不见的灰烬。
晚饭后，我喜欢到六号门外散步。无数个一样和不一样的*昏，我把自己扔在六号门外，让一些钢铁之外的东西缭绕身边——原始的土壤味道，和千百年前一样的农人劳作的背影，茂盛得快要爬上马路的庄稼，爬在农舍门前的无精打采的土狗，周家小店偶尔冒出的袅袅炊烟，月光下不知疲倦的蛙鸣，路边卑微得让人忽略的野花和野草……这些事物都以它们存在的方式，侵入*昏的阴影和我的体内，暂时挤走了我心里轰鸣的轧机、灼人的红钢、永不消逝的电波、没有白天和黑夜的主电室。
在主电室和东边的马路之间是职工澡堂。当时，每一个车间都有一个澡堂。澡堂不大，大约有来平方米，红砖瓦顶的平房，男浴室和女浴室各占一半。一走进澡堂，迎面挂着一张挡风的黑色塑料或者是厚麻布。掀帘而进，就是澡堂的换衣的地方了。换衣室不大，不到20个平方，墙壁四周和中间放着木椅，木椅用手掌宽的木板拼成，由于水气的长期浸润，木板泛着温润、*亮的水光和木质的味道。木椅上方的墙上安固着三指宽的木板，木板上钉着长钉，作为衣钩。换衣间的左边就是浴室了，中间没有门，直接相通。浴室最里面有两个约4米长、3米宽、用水泥砌就的浴池。那时还没有瓷砖，袒露着水泥灰暗而粗糙的本色。浴池的四周砌了半池高的坐坎，供浴者坐浴；浴池有一个冷水阀门，还有一个蒸汽阀门；浴室的墙上装有一排水龙头，大约有八、九个，每个水龙头有两个阀门，一个管冷水，一个管热水。每次澡堂开门后，守澡堂的职工先进来，拧开蒸汽的阀门，不一会儿，浴池的水就热气腾腾了。
澡堂一般提前十多分钟开门。一个班下来，生产工人基本上都是一身汗渍，一身油污，他们劳累的身体仿佛听见了澡堂的召唤，早早就来到了澡堂门前。如果开门的人来晚了，性急的工人就从那扇狭小的窗户，翻窗而入。澡堂门一打开，他们蜂拥而入，动作麻利地脱掉衣裤，冲进洗澡间，跳进冒着蒸烟的浴池，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一池的热水。当一片白花花的赤裸身体在朦胧的白雾中晃来晃去时，我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——这就是上帝造就的人，没有衣冠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既像挂在屠宰场上的肉林，又像游荡在天堂里苍白的魂魄。
每天，洗澡是雷打不动的事情。时间一长，下班洗澡成了一种本能反应。一到下班时间，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拥向了洗澡堂，而且渐渐沉溺于泡澡后的那种绵软、放松、舒适。特别是在冬天，充足的蒸汽让整个澡堂热气腾腾、雾气缭绕，看不见的热力按摩着全身，甚至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缺氧，让人胸闷、气紧，就像现在的桑拿室。
坐在浴池里，闭上眼睛，温热的水一阵阵荡漾过来，挤进每一个毛孔，舔着我的肌肤、血脉、骨骼和苍白的青春，我像裹上了一层温暖柔和的热毯，皮肤很快由白转红，脸上不断渗出细汗，身体越来越瘫软，象一团盛开的松软的木棉花。最后，我的身体像被热力耕耘过，那些无限敞开的潮湿、温暖、香甜像蚯蚓一样钻入体内深处。后来，我对下班洗澡有着十足、病态的贪恋，甚至觉得一次洗澡能洗尽一个人一生的污垢。
大约在7年，车间停产了。我不清楚在那些夜以继日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里，轧了多少钢铁，也不清楚它轧的钢铁还记不记得车间，反正我记得，就像记下一次前世今生的轮回。
停产不久后，在原址新建了钛材厂，那个梦里依稀的六号门，已变幻成了新长钢颇有气势的南大门。每次路过钛材厂，车间都会从脚下钻出来，站在我面前——它一点没变，依然是记忆中的模样。
（图片来自于网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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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问：朱鹰、邹开歧
主编：姚小红
编辑：洪与、邹舟、杨玲、大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