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文刊于《上海文学》年5月号
胶片的温度
彭小莲
疯疯癫癫的青春
原以为数字替代了胶片，不要再花钱购买胶片，不要拿去冲洗，不再担惊受怕等待着冲洗后的结果，直接在监视器上，就看见了成片的效果，不仅可以没有压力地一遍一遍地重拍，拍到满意为止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认定拍摄成本可以大大地减缩。我们原来用三百五十万拍摄胶片电影，算是低成本电影，现在可以扎扎实实用这钱拍数字电影了。完全没有想到的是，当年完成我最后一部胶片电影后，十年间，拍摄成本涨了几倍。一部八九百万投资的电影，被称为低成本。置景、助理、民工的费用涨了三倍，制片说：“其实，人工涨得是有限的，尤其是创作人员，十几年来基本没有怎么涨，是演员涨了。涨得匪夷所思。”连用一个新人，经纪人开出来的条件，都是住超五星宾馆，要有单独的房车，每天的伙食不跟剧组吃，要二百元的标准。明星，那就完全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
我看着制片，我们站在泥泞的外景地，他把我拉到一边跟我抱怨：“导演，你让我怎么做预算？我们住的地方，根本连五星级宾馆都没有，不要说超五星了。唯一一个五星级的宾馆，每天要从这里开车过去一个小时，那她堵车怎么办？上路的时间，就算在工作时间里，她的合同规定，一天不能超过十二小时。”“你解决吧。”我低着头往前走，我真的不能面对这些问题。我把自己扔在摄制组里，我拿着盒饭，坐在随便什么桌子前，把它吃了。盒饭的质量越来越差，摄影在现场开骂了：“主任，我跟你说清楚，明天再吃这个东西，我当着你的面，把二十客盒饭全扔了，我带我们的兄弟去饭店吃！你看我敢不敢？”喊声那么响，像金属片刮过玻璃的尖厉的声音，我重新避开他们，朝远处走去。不要以为你在搞艺术，你面对的就是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，拍戏前，成天在找钱，拍戏的现场依然是因为钱的问题犯愁。现场大家都不说话，那种静谧里面有一份愤怒，我看见那空气里飘浮着躁动，似乎随时都会爆发。我走远了，我什么都不想听见，阳光咄咄逼人地照在我的脸上，走进灼热的阳光里，那热浪扑面而来，我像被扇了一个巴掌。我把手上的矿泉水从头浇了下来。我不愿意听到这些事情，给我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让我想想怎么把光影设计得更加漂亮！
没有设计！
脑子里依然装的是垃圾，我还是问制片：“为什么换了一家卖盒饭的老板？”
制片又是一脸的苦恼：“现在都在查营业执照，上税太高。原来那家关门了。”
……
都说现在拍戏条件比过去好多了，设备也先进了，只是物质的提高，并不意味着影片质量的提高。连同我自己都不由自主地衰退。记得第一次独立拍戏的时候，我们用的是Arriflex2，连3型都不是。一开机，马达声冲着你来，我们没有监视器，就是在摄影机的取景器里，看一下起幅/落幅，知道大概的镜头运动和画面构图，三脚架还是木质的。就这样我们开拍了。现在想来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判断镜头的好坏、光影的处理、调度的设计，还有演员的表演。我们就这样拍摄!那时候年轻啊，都是大场面，都是运动镜头。
我和摄影、美术一起骑着自行车在上海的弄堂里找景，从早上骑到晚上，从内环骑到外环，从徐家汇骑到虹口体育场，看着落日在石库门的弄堂深处往下走，我们停在弄堂的转弯处找机位，可是很快太阳被房子遮挡了。那时候，上海还没有那么多的高楼；那时候希尔顿刚刚在打地基，我们让演员穿过那里的工地。那时候，摄制组每天拍戏再晚，都是回家住。清早四点半的时候，我骑车在没有人的衡山路上往上影跑，高兴啊，心里充满了阳光，忍不住会在路灯照着的大街上大叫一声“早——上——好！”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拿着基本工资，所有的时间就是在讨论剧本、讨论拍摄、讨论电影。直到三十年后的一天，我和退休的制片，在电影院里看着回顾展，看到《我和我的同学们》的时候，我们都被自己的努力感动了。
制片说：“怎么拍了那么多场景，那么多景点啊？
“你看看，‘四明村’的光，还是等到了。”
“‘阳春面’家的这场戏是在五号棚搭的景。”
我们用三十四万完成了影片，卖了一百八十个拷贝，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。上影建起的职工楼，有我们的贡献。周传基老师拿着片子在电影学院作教材，他只给予了最简单的一句评语：“中国的篮球，终于在故事片里‘动’起来了。”
胶片记录了我们的记忆，个人的经历；还有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么多的追求。
不说了，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回忆，人总是生活在今天的。我背起C-，医院采访宗英阿姨了，我依然被自己的想像打动着，我想，我要拍一个电影叫《告别胶片》。
那是年的夏天，宗英阿姨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，她很高兴在她没有防备的时候，我突然杀进来了。她说，如果我提前告诉她要来采访拍摄，她会紧张得一夜睡不好。“我们像做游戏一样，你随便聊，现在是数字的年代了，忘记这个摄影机吧。”但是，我还是会带着场记板，我让宗英阿姨自己打板，她笑了。这是她记忆中最有价值的细节，只要那个打上板，她就留在胶片上了。但是，这一次，她是打完板以后和我聊天。
（*宗江与*宗英在上海）
“十六岁的时候，大哥说，剧团里有工作，你可以来试试。我立刻就来上海了。我和大哥就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头，那个亭子间和我现在的这个床这么大。我就在他的床前铺了一个褥子，睡在他的脚下，他要起来就站在我床上了。我就觉得这个亭子间跟我脑子里想的、看小说里写的亭子间不一样，不是亭子，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，在两个楼梯之间的房子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挺浪漫的！早晨，大哥说，我到剧场去了，如果有人叫‘*宗江’，你就下去，告诉人家我到剧场去了。后来我就在那儿等，果然听见有人叫，‘*宗江’，我就赶紧下去，结果只看见有人拿着篮子，叫‘*宗江’，我看着他，他就说：‘侬要几块？’我不知道做什么好，他就撩起篮子上的小布帘，我看见是‘*松糕’，我说我也没带钱，就回房间了。晚上，我学着上海话跟大哥说，你叫‘*松糕’啊？我们笑得好开心啊。
“我们都是走着去剧场，因为坐电车也要几分钱。大哥说，你到那儿去见见我们的头，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我就到那儿去见了*佐临、吴仞之、姚克，三个头。吴仞之说你就先跟我登记道具吧，我说好！回家我问大哥，什么叫道具啊？这又不是和尚庙，又不是尼姑庵的。大哥说，你看过剧本没有？我说我看过剧本啦，剧本里怎么没写什么叫道具。他说，哎呀，道具就是舞台上的床啊椅子啊桌子啊什么的，这叫大道具。耳环啊簪子啊，就叫小道具。我说哦，让我登记这个。第二天我去了，吴仞之就交给我两个练习簿，拉着我在台上一边走一边说，我就一边很快地记下来，记得很乱，到下午三四点钟就记完了，我就在后台，看那个化妆，我看人家修的那个笔尖啊，有两三毫米长，我说这不是要断么？但是它都不断，扁扁的。我又看他们拿衣裳，叠衣裳，衣裳拿下来之后就拿熨斗熨，熨平了挂起来，我想这个一上一下地熨，我也熨不好。反正对戏剧团里的事儿，都想学着做，唯独我没想过做演员。登记完道具，我看自己写得乱七八糟的，我又买了相同的两个本子，晚上回到家里，在那个亭子间里，还有一把椅子，我就在那儿恭恭敬敬地用笔写上‘大道具’。特地去买了一管尺，好打格子。后来还写小道具，写得很繁琐。到两三点钟我才睡。
“我‘开夜车’之前，跟大哥说，明天早上起来你叫我啊，第二天早上他也没叫我就走了，后来我醒了，看我写的东西，觉得挺高兴的。我就到剧场里去了，交给吴仞之。吴仞之说很好啊，很清楚嘛。他说那你明天跟我登记效果吧。我又愣了，我也不敢问。我回家又问我大哥，我说效果我怎么登记啊？人家笑了人家哭了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他说哎呀，幸亏我写信叫你早来了，你要是考剧团你都考不上了。效果就是做出音响的这个家伙，比方说，打雷是铁板摇来摇去，你就填‘铁板’，铁皮板；下雨就是*豆在笸箩里头筛来筛去，你就登记‘笸箩、*豆’；枪呢，你就登记‘枪炮’。我当时也想，幸亏来了，我也甭考试，我就进了真正的剧团了，也很高兴的。我又去买本子，因为他拉着我去登记的时候，我写的字毕竟是乱的，我就很认真地登记，很认真地做一些工作。我把这两件事做好了之后呢，*佐临就跟我说，现在让你做‘understudy’(临时演员)，你到‘提示洞’，就是有一个提示口去看戏，看所有女演员的戏，她们的台词，她们的走位，她们的身段你都要提示。谁倒下了，你就去代戏。
“他还说，你可以到楼上的灯光台去看戏，我就到灯光台去看戏。不过我看戏总进戏，总忘了记谁的台词，谁的地位，谁在做什么。我看戏老跟着哭，跟着笑，跟着鼓掌，就是这样，我就是很用功地跟着看戏。当时剧团正在演《蜕变》，我很激动的，因为我是从沦陷区来的，很久没有听到过，要喊口号啊，喊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’，汗毛都立起来了，浑身激动得不得了，觉得自个儿到了孤岛了，到了不受日本人控制的地方了，在租界里头。我那时候还不太认识孤岛和英法租界的关系，我就觉得我们是自由的。后来，我不是第一次拿到工资吗？给我十六块钱，我老是拿一个大饼三分钱作为基数来算我会不会饿着，所以我就觉得十六块钱也很多了，还给我澡票，洗澡的票，因为演戏总要出汗啊，到澡堂里去洗澡，我那澡票都留着，就跟人家换粮票。那时候一块钱有一百分。三分钱一个大饼是很便宜的。
“给我十六块钱，我就不敢寄钱回家。到10月1号，《蜕变》满两百场，给每个人补发一个月工资，又给我十六块钱，我跟团里说，我还没有演过戏呢，说是*导让给的。哎呀，我又很高兴。我就给我妈妈寄了十块钱，因为我临走的时候，我妈妈给了我二十块钱，我大姐给了我二十块钱，就是怕我到时候还没有工作呢，还得吃饭呢，我这十块钱就是说‘放心，我有钱吃饭了’。
“我就在那儿看戏，后来10月10号，是当时的国庆节，演员马*（音）和梅珍（音）要结婚，就是梅珍的戏得让我代演。梅珍的戏是演《蜕变》里头的‘伪组织’，就是小的那个姨太太。我就觉得很有把握演这个戏，这个戏上去就是撒泼撒野，我觉得比文戏好演。*佐临就拉着我，就在台上走了一遍，我晚上就上戏了。我上戏，我在后台候场，我想哎呀糟糕了，我没有排练让我什么时候上去啊。知道吧？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上场。这时候就有人在后边把我‘’地一下推上去了。
“我一上去，真是没想到，脚灯那么亮，亮得台上的人我一个也看不见，我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口说话，看着已经觉得下边有些冷场了，我就把我的台词往外倒，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反正是‘老*’他们一说话，我就闹，结果我都搞不清楚怎么了，他们就拽我，拽我，我就跟他们反抗，反抗，我就不走，在那儿撒赖，我就坐在地上，我的绣花鞋也掉了，我就拿起绣花鞋拍那个地板，他们就把我拽下去了。台底下还发出了掌声，我心里很高兴，我想我头一次上台还有掌声。但是我已经下来了，我很懵，因为我不知道打乱了人家，是不是把戏给打乱了。这是第一次上场。接着又上场我就看得见灯了，看得见人了，就是说适应了。我演的‘小的’一共上场两场，两场之间呢，我坐在那儿，愣在那儿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这样代戏行不行。结果那个蛋炒饭也冷了，我也没吃。*佐临来了，站在我身边说：‘明天还是你上。’哎呀，我就放下心来了，我就开始吃那个冰冷的蛋炒饭。冷的蛋炒饭是两毛钱一客，葱花蛋炒饭是两毛五，蘑菇面是功德林的，一碗面上来上面满是蘑菇，是三毛。我一般是吃两毛钱的东西，能省一点儿就省一点儿。
“这是很不容易的，后来不是10月10号人家结婚我上场了吗？上场了，这个《蜕变》就一直演下去了，后来就是到了12月8号吧，珍珠港事变，日本人就进了租界，*佐临就说到楼上排练间去，有些话跟大家说说。我们就去了，我们都挺严肃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结果我到了排练间，地毯都卷起来了，我就坐在那个地毯上，我还记得那个大贝司的影子就照在我的脚上，整个人都是很静的，不说话。*佐临就说：‘我们不做亡国奴，我们这个剧团宣布解散。每个人发一个月的工资，各奔前程吧。’我们就散了。散了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各奔前程，*佐临过来跟我说，你和宗江、石挥，住到我家里去。于是，我们就住到‘卫乐园’1号*佐临的家里。我们住在底楼的客厅和饭厅里头，我住在朝北的饭厅，小窗户底下有张很窄的小铁床，*宗江和石挥睡在那个钢丝床，搭床睡。*导演，真的是我一生的领路人……”
宗英阿姨每次对着镜头，就像面对着我，放松地跟我讲她的故事，她年轻时候的困苦，他们的追求，他们的笑话。他们都那么穷，可是说到年轻时的往事，脸上依然散发着光彩，那种幸福似乎刻在她每一条皱纹里。当她不再年轻的时候，所有的回忆变得那么绚丽斑斓。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，有一天，他们会有这样的幸福感吗？那种穷困中的幸福!那种没有任何杂念的向往，那种热切的渴望，让他们的青春变得如此美丽。
穷，真的不可怕。记得在纽约读书的时候，和一批画画的留学生认识了。那天，阿橘说要到我的住处洗澡，他们房子里的供暖设备坏了。我说，没问题啊。可是当我的门铃响了，打开门一看，她竟然还带来她的两个室友一起站在那里。我说：“我以为就你一个人！”两个室友是男生啊。我那小屋虽然坐落在曼哈顿西格林威治村McDougal街上的公寓里，街面上永远是那么热闹，酒吧和咖啡馆都是彻夜彻夜开着，公寓对面的地下室，都是艺术品商店。晚上，楼下的爵士乐可以把房子震得颤抖。可我是一间三十平米屋子，浴缸、厨房和卧室连在一间屋子里。男生怎么洗澡？
阿橘说：“轮流洗澡，不洗的，去楼下喝咖啡！”
我们大笑着，全部冲下楼去，让阿橘第一个洗。纽约的咖啡是可以免费续杯的，所以，我们在那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幻想着杜尚可能也在这里坐过，看着咖啡馆墙壁上的屏幕，那里在放卓别林的默片，我们说着说着，就去看默片，接着我们开怀大笑；那杯总是冒着热气的咖啡，把我们都喝醉了。这没有关系，一直聊到远处的火烧云升起来的时候，街灯亮了，我们依然坐在咖啡馆里。每一个从楼上下来的人，只看见头发还是湿的，上面冒着热气。最后，大家赶着上课去了，书包里放着做好的三明治。那时候我们都很穷，每一分钱都是认真算着在用，努力把打工的时间缩短，想把时间用在读书上，那一堆英文书，够啃的。
阿橘已经走远了，突然大喊大叫着往回跑，“哎呀，带给你的小首饰差点忘了，给你。”她把自己做的宝石蓝的石头戒指戴在我的食指上。“Cool！”我还没有说话，她先叫了起来。纽约的冬天，想到他们的时候，总是觉得透着温暖。地上的地铁盖上，散发着热气，从那里还会传出地铁开过之后的轰鸣声。那种“穷困”用最亲密的方式，最让人心烦意乱的形式，渲染了我们的生活。格林威治村，总是那么喧闹，那么疯疯癫癫的样子。我们穿梭在那里，我们和街上的人一样，随时可以在那里放肆地大笑。
一个“80后”孩子要去纽约了，她问我：“彭老师，银行只让每个人一年汇两万美金出去。你那时候，怎么办的？”我说：“我们都是打工读书，谁给我们寄钱？我们还要给家里寄钱呢。”“那你怎么交学费？”“拿的奖学金。”一代人的差别，即使我们都说着中文，依然不能理解我们读书的情景。就像，要住超五星宾馆的新人，他们也不知道，我们第一部戏是如何拍出来的，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五星级宾馆是什么样的。也许物质上的贫困，给予我们更多的空间，我们会去寻找物质以外的快乐。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跟年轻人说，如果那些美好的回忆成为说教，我一定会把那些穷困时的欢乐留给自己，留给我们一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朋友。那种欢乐，是一种对完美的互补，那一直可以续杯的咖啡，是我们人生旅途的纪念。纽约，于我有着无穷尽的想往，就像宗英阿姨，住在那个亭子间里，她认识了上海。
拍摄过程
《告别胶片》的剧本完成了，可是它再也不是我背着C-就可以去拍摄的东西，故事片，它需要投资。我和我的小制片花了整整四年时间在找投资，第一次洽谈的时候，投资方没有看剧本，她说：“我挣了钱，需要回报家乡，你让我投资，不管你拍什么，里面都要讲一点有关我家乡的故事。”
“需要多长的片段？”
“头尾有一点就可以了，就是要有归来的意识。”
我也没有听懂什么是“归来的意识”，投资方匆匆结束了会议，答应了投资额度。不错，我们开始了第一步，那就把男主角改成，是从老家来的，他的父亲是在老家的乡镇上放胶片电影，所以男主对胶片有一份特殊的感情，他是跟着父亲，摸着胶片，看着胶片电影长大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屋子，似乎弥漫出一种冲洗胶片的草酸药水的味道。我低头努力想像着那个老放映室，想像着他从小跟着父亲看电影的感觉，我甚至设想了，他用数字摄影机拍摄了女朋友，拿回家放给父亲看，父亲已经辨别不出哪是胶片哪是数字了。正在拆除的放映间，那笨重却依然擦得铮亮的放映机，被人卸下来了，唯有父子之间对胶片电影的热爱，让他们完成了一次相互的理解。朋友给我寄来了意大利电影《天堂电影院》的碟片说：“你或许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启发。”
没有任何启发！
倒是看完片子，我在问自己，怎么两个女人的对话，变成了一个父子情深的故事？从原来的初衷，我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可是*宗英的对话无法移植到投资方的家乡啊！为了钱，我们一次一次失去自己，失去自己最初的愿望，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个拐角上就走岔了，回头的时候，完全找不到方向。我们有千百条理由为自己的改变作解释。我和小制片背着剧本继续找投资。
投资方还是没有看剧本，她说，寻找家乡的故事必须占据整部影片四分之三的长度。天哪，那不就意味着要给你家乡拍一部戏吗？这中间来来往往，半年过去了。现在是需要一个写成投资方家乡的戏，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呢？不能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啊。毕竟那些老电影，必须是在上海表现的，怎么也移植不过去。怎么早不说呢，早说，从头就不跟你们合作了。我和小制片坐在咖啡馆里商量，她的手机